本书结合一百年前日本民族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鸟居龙藏博士在贵州进行的民族学、人类学调查和他所拍摄的108张反映贵州自然环境和少数民族社会、风土人情的老照片，以及鸟居的调查足迹开展研究，还联系鸟居博士的贵州文化观和中国文化观进行论述。

杨万选的《贵州苗族考》是我国苗族人类学研究最早的著作。本文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总论苗族，且述苗族何以大部分集中于黔；第二部分论苗族与贵州之历史的关系；第三部分介绍苗族分类；第四部分介绍苗族宗教；第五部分论及苗族语言文字；第六部分介绍苗族婚礼；第七部分谈苗族的分布与发展设想。凡是对苗族文化感兴趣的读者都可以从中获益。 文中谓苗族及中华民族，打破华族西来之假定，谓黔之命名，实含野蛮及未明实况二意，且批评前人作品，关于苗族部分之失真，自信尚多为前人所未及道或未及见者，纯粹出以科学方法及研究态度。 作者通多种西方语言，又通苗语，观其著述，对汉人传统文化非常熟悉，可以信手引述，今天来看八九十年前的这部著作，我们会感叹这么一位有知识有思想的苗族精英的眼界和见识！

杨万选的《贵州苗族考》是我国苗族人类学研究最早的著作。本文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总论苗族，且述苗族何以大部分集中于黔；第二部分论苗族与贵州之历史的关系；第三部分介绍苗族分类；第四部分介绍苗族宗教；第五部分论及苗族语言文字；第六部分介绍苗族婚礼；第七部分谈苗族的分布与发展设想。凡是对苗族文化感兴趣的读者都可以从中获益。 文中谓苗族及中华民族，打破华族西来之假定，谓黔之命名，实含野蛮及未明实况二意，且批评前人作品，关于苗族部分之失真，自信尚多为前人所未及道或未及见者，纯粹出以科学方法及研究态度。 作者通多种西方语言，又通苗语，观其著述，对汉人传统文化非常熟悉，可以信手引述，今天来看八九十年前的这部著作，我们会感叹这么一位有知识有思想的苗族精英的眼界和见识！

《人类学研究(第1卷):汉人社会研究专辑》内容简介：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类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积累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首先，30余年间一些综合大学从最初建立硕士点到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到建立零星的本科教学，渐渐完善了人类学的教学体系。适合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科书也已基本齐备，教师和学生多有机会出国深造，学习和消化在人类学学科发源地获得的系统理论，受益良多。

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过去遗留下的遗产出现了越来越趋同，甚至濒危现象。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由联合国主导，自20世纪中期以降，“保护人类遗产事业”在全球兴起；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各类遗产的内容和形式也在逐渐深入、扩大。本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从人类学的角度对“人类遗产”——包括自然遗产、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各类遗产进行全新的研究。全书分为两个部分：遗产与语境、类型与案例，从理论的角度和案例的实证进行阐释和分析。

当今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同时也迎来了“遗产时代”（the age of Heritage）。二者并行并置，但性质则完全不同：前者表现出“同质性”的特征，后者以凸显“异质性”为目标。具体地说，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过去遗留下的遗产出现了越来越趋同，甚至濒危现象。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由联合国主导，自20世纪中期以降，“保护人类遗产事业”在全球兴起；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各类遗产的内容和形式也在逐渐深入、扩大。本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从人类学的角度对“人类遗产”——包括自然遗产、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各类遗产进行全新的研究。全书分为两个部分：遗产与语境、类型与案例，从理论的角度和案例的实证进行阐释和分析。

《人类学研究方法》将当前人类学者使用的各种质性和量化研究的方法基本囊括了进来，尽其所能地反映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前沿。这对于未来规范人类学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关于方法论方面的培养奠定了基础，打破了国内人类学只注重田野调查、历史文献使用、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方法论传统，将数理统计和一些人类学分支学科的应用方法也加了进来，有利于全面提升学生在人类学方法论方面的研究素养。

《老照片（第100辑）》是一种陆续出版的丛书，每年出版六辑。专门刊发有意思的老照片和相关的文章，关注百多年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这辑《老照片》里述及的人物有苏慧廉与翁氏后人的交往、孔德成与日军占领曲阜等，供读者阅读。

《老照片(2008年第58辑)》主要内容：照片能更多地留住历史的真实，全赖于它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不容篡改的独立话语。令人遗憾的是，在叙述历史的时候，照片的独立话语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即使在一些大量使用照片的书籍里，它也不过是某种历史结论的旁证，或某个历史的概念的图解。《老照片》试图在这方面有所改变，把照片置于观照的中心，让照片自己来诉说。有时候，照片蕴含的话语、传播的意味，远不是几条简单的历史结论所能涵盖的，而历史却只有正视和倾听照片的话语，才能鲜活生动起来。

请读片断： 驼铃叮咚北京城夜色渐逝，晨曦初起。透过正在消散的薄雾，传来叮咚叮咚的驼铃声，一队一队满载各种货物的骆驼正踏着积雪不紧不慢地迈向京城（图①、图②）。退回半个多世纪，这是北京的寻常景观。北京原本没有自然生长的骆驼。利用骆驼在北京搞运输，始自元代。13世纪，蒙古大汗忽必烈修建了元大都城，初时有军民人口四五十万，至后期已达百万之众。为了解决军民日常所需，被蒙古统治者所熟悉和垂青的骆驼自然成为运输货物的首选。到了明代，北京的骆驼运输几近绝迹。清代，骆驼复又普遍出现在北京。当时，蒙古人向清政府进贡或来京做买卖，都是把贡品或货物用耐长途跋涉的骆驼运到京城北面的黄寺或外馆一带（黄寺，即东、西黄寺，分别为达赖、班禅来京的住所，蒙藏僧俗来京，必前至参佛礼拜；外馆则为少数民族贵族进京时的招待所）卸货，有时就地将多余的骆驼卖掉。清政府也在玉河桥、东...(展开全部)